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何以走出大国新路？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

　　作者 崔白露

　　放眼全球，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加剧。

　　在这一大背景下，“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引发关注。该观点认为，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所带来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缺位，将会引发全球治理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教授，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金德尔伯格研究的本质问题，是经济学上由来已久的“集体行动难题”。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国际社会既要以制度改革和创新破解“集体行动难题”，共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也需增信释疑，加强合作，共担全球治理责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命题的本质是什么？为何近年来有学者用其解释全球治理危机？

　　张宇燕：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著作《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提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没能够接替霸权国英国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后来被其他学者概括为“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并用以解释今天中美权力转移可能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

　　讨论“金德尔伯格陷阱”，需要对与之相关的关键概念加以界定，包括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和集体行动难题。最一般地讲，全球问题指的是影响范围涵盖全球、其解决或应对需要世界各国参与方可实现的问题。世界各国解决或处理全球问题的过程或方式便是全球治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不存在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在此背景下，全球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磋商谈判或讨价还价，即在行为准则上达成有约束力的普遍共识来实现。在这一意义上，全球治理表现为不同问题领域内人类自我约束的国际制度或国际规则，其执行者主要是国际机构或国际组织。

　　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的性质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都是有成本的；二是治理收益享有是不排他的，亦即治理收益等价于公共产品。这无形中为“搭便车”行为提供了激励。结果全球治理这一造福世界的好事，就会因为想搭别人“便车”又不想让别人搭自己“便车”的动机而“多磨”，乃至出现治理赤字，甚至造成“公地的悲剧”。由此可见，金德尔伯格所关注问题的理论“硬核”，即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出版于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说的“集体行动难题”。

　　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问题的治理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气候变化是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之一。只要每个国家都努力减排，大家就都能从中获益。但由于付出成本减排带来的好处可以共享，结果很可能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好事多磨。

南极风光。杜锦恩 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全球治理中的“搭便车”和集体行动难题？大国应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

　　张宇燕：缩小全球治理赤字，关键是要铲除“搭便车”这一导致集体行动难题的土壤，让造福世界的公共产品能被顺畅且有效地提供。关于这一点，奥尔森教授曾提出两个重要条件或途径，其一是组成集体的成员要尽量少，二是设立“胡萝卜+大棒”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如果一个集体由少数成员构成，那么每个成员所能分享到的成果便相对更多，对集体成果的贡献大小也更容易识别和测量。如果在一个集体内有赏罚分明且执行到位的制度，则集体成果的实现也就有了保障。

　　具体到全球治理，奥尔森教授的“选择性激励”设计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性，因为良好的机制设计带来良好的绩效已得到广泛验证。然而，就小规模集体这一条件而言，现实世界与之并不十分吻合，至少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此外，奥尔森理论隐约地假定了集体内每个成员的地位平等，而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成立。这就引出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大特点，即不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差别巨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大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